日常语言与哲学

常有人说，哲学是难懂且抽象的。也有人建议，哲学应写得通俗些，之所以写得难懂，是因为自己没弄懂，若真正通透了，写出来的就会明白晓畅，比如看大师的文章，都是明白晓畅的。与之相反，有论者认为，要讨论学术问题，就必须使用学术语言，难道能不用电磁学的术语讲清楚电磁学吗？外行自然读不懂。你主张使用大白话，只是因为习惯了文化快餐。当阅读需要动脑筋时，你就责怪作者晦涩难懂。大师的文字又何尝容易理解呢？你去读读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他们又有哪个是好懂的呢？

报纸杂志上多次对这类问题进行过讨论。我自己也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讨论。然而，哲学以及一般所说的学术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文风方面的问题，其背后还存在一些需要考虑的学理方面的问题。我今天试着来谈谈这些学理问题。

日常语言也被称作自然语言。然而，“自然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两种说法的趋向存在差异。日常语言一般会与诗的语言、科学语言、咬文嚼字等进行对比，而自然语言主要是与人工语言相对应。实际上，正是因为提出了逻辑语言的设想，才出现了“自然语言”这一说法。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变化，通常被称作语言转向。这种语言转向的范围很广泛，在分析哲学这一领域有体现，在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这一领域也有体现。因此，有人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就是语言哲学。我们在此仅探讨分析哲学这一领域的语言哲学。

在分析哲学这一支的语言哲学内部，一开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去建构逻辑语言，另一种倾向是贴近自然语言。例如，罗素比较推崇逻辑语言，而摩尔则更推崇日常语言分析。尽管一开始就有这两种倾向，但是粗略地来看，逻辑语言派在一开始占据着主导地位。像弗雷格、罗素以及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是推崇逻辑语言的。早期维特根斯坦应归入逻辑语言学派。维特根斯坦曾认为日常语言具有完好的逻辑秩序，并且主张这种秩序需通过分析来表明。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所关注的是语言经过充分分析后所得出的逻辑结构。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觉得，哲学从根本原则上应该停留在我们在日常中进行思考的那些事情上。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杜威曾表达出相近的观点，即哲学要思考我们的问题，而非哲学家的问题。

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是用日常语言来进行表述的。如果耽留在日常思考的事情上，那就必须尊重日常语言的用法，也要尊重包含在日常语言中的道理。维特根斯坦指出，当我们在从事哲学时会用到知识、知道、存在、对象、自我这些词，此时，我们必须不断地问自己：这个语词在日常语言中实际的用法是这样的吗？我们将语词从哲学理论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在此，我们可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哲学理论。逻辑实证主义一直高举反对哲学理论的旗帜，但在维特根斯坦眼中，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理论，而我们，真正的哲学家们，如今要解构的，正是这种在现代流行的哲学理论。

当然，维特根斯坦承认日常语言存在很多含混的地方，这些含混会给更严谨的思考带来阻碍。然而，解决的办法并非去构建一套完全符合逻辑的语言。他有这样一段话常常被人引用：“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冰面上没有摩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条件是很理想的。但是，正因为没有摩擦，我们无法向前行进。我们需要向前行进，所以我们需要摩擦。让我们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思想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个时间段形成的。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到五十年代，日常语言学派迎来了全盛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他们均为英国哲学家，并且都在牛津进行教学工作，所以，日常语言学派有时候也被称作牛津学派。实际上，牛津大学的其他一些学科也呈现出日常语言分析的风气。比如当时在牛津大学担任法理学教授的哈特（Herbert Hart），他对日常语言分析的技术非常精通。1961 年出版的《法律的概念》这本书被赞誉为法理学的经典之作。这一派哲学家中，有的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有的则对维特根斯坦不是那么推崇。维特根斯坦本人一直独往独来，一般也不把他归在哪个流派里。

维特根斯坦等人注重自然语言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著作通常以普通话写成，很少运用古怪且专门的术语。然而，我们阅读维特根斯坦等人的书时，依然觉得难以理解。虽然字面上很少有看不懂的地方，但还是无法像读故事那样顺畅地读下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我们平时是以概念来进行思考的，然而哲学却是对概念本身展开思考。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当中，苏格拉底向希庇阿斯询问：你能够给美下一个定义吗？请把什么是美告诉我。希庇阿斯讲：一位年轻的小姐是美的。苏格拉底并不满意，他表示，自己所要询问的是：什么是美？而不是去询问：谁是美的，什么东西是美的？在这篇对话中，希庇阿斯与苏格拉底尝试了多种关于美的定义，像美的是适当的，美的是有用的，美的是令人愉悦的。然而，苏格拉底对这些定义逐一进行了驳难，最终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美是难以理解的。

按照苏格拉底的意思，若要理解美的本质或理念，就不能仅仅知晓年轻小姐是美的，或者一匹母马是美的。我们必须要回答美本身究竟是什么，能够给美之为美下一个定义。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我们在此暂且不去理会。我们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区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美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美这个词做出恰当的定义。不仅美这样的大词是如此，其他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时常会用到“飞”“石头”“吝啬”这些词汇。现在我们停下一分钟，试着给“飞”下一个定义，我们很快就会发觉那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平常仅需用概念去思考就可以了，为何一定要思考概念本身呢？然而，我们日常的思考有时候会让我们不得不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些争论。

张三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出自对王五的爱，毫无自利之心。

李四不同意，并争论道：你看似是出于对王五的爱，然而实际上你一直在背后谋划着自己的小算盘。

存在一种争论。同时还有另一种争论。李四或许会这样反驳张三：你对王五的爱属于你自身的一种利益，依据对王五的爱来行事，也是一种自利的表现。

我们进行思考，便能够明白这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争论。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

张三说：王五这么做完全是赌气，对他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李四表示不同意，他说王五赌气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他心里觉得痛快了，并且这也是对王五自己有好处的。

在第一类争论里，争论的内容是事实，即李四否认张三真心爱王五。在第二类争论中，李四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他所争论的是概念，也就是爱也是一种自私。在此情况下，张三即便再努力去辩解他确实是出于爱而非自私，也是没有用处的。如果张三要继续争论下去，那他只能向李四证明：爱不是自私的一种。

我们平常说话时，会将出于爱与出于自利分得很清楚。当听到“爱是一种自私”这样的话时，坚持常识态度的人通常会说：爱怎么会和自私是一回事呢？你们在听他那套诡辩呢。凡是与常识相冲突的，就是诡辩。不管我能否驳倒你，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平常我们感觉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然而哥白尼提出地球绕太阳转。依据常识，运动和静止是不同的情况，可赫拉克利特称一切都在运动，巴门尼德则说一切都静止不动。我面前的这个桌子明明静止得很，可笛卡尔和牛顿说它在运动，且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生物学家道金斯创作了一本书，名为《自私的基因》。在这本书中表明，从基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具有自私性。比如妈妈对孩子的爱，舅舅不惜牺牲自己去救助外甥，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获得遗传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早已运用了这种思路：人的行为，无论是从表面上划分成自利的还是利他的，其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些说法与我们平常的说法差异很大，然而我们早已听惯了，并且差不多都相信了，甚至都意识不到它们与我们的日常说法存在冲突。

看来，我们对常识的坚持是有一定限度的。然而，这个限度究竟在何处呢？

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我们平常无法经验到，所以日常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语汇来谈论它们。像中子星、黑洞、基因、核糖核酸这些东西，常识无法触及，不是常识所能谈论的。大致来说，日常语言主要谈论中等尺度的东西，而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需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进行谈论。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建构理论的时候。我们通常说眼前这个杯子是静止不动的，但牛顿力学却将这种状态称作运动。这并非是牛顿故意闹别扭，而是这样规定运动这个概念有助于力学理论的建构。关于理论为何要重新规定概念，其中还有许多内容可以阐述，这里暂且先不进行讨论。

前面两种情况存在相互联系。大致来讲，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原本是借助科学理论才得以被了解的。若要将各种尺度的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谈论，日常语言或许就不太适宜了，此时就需要运用不同的说话方式，也就是科学的说话方式。

还有第三种情况。我们通常在常识层面发表议论，用概念阐述事情而非谈论概念本身。然而，当遇到一些边缘情形时，仅仅谈论事实就不够清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做这件事是出于自利，做那件事是出于爱，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当妈妈为了孩子的利益既损害了自己又损害了别人时，她的这种爱是否是一种自利呢？推而广之，妈妈对子女的爱是否属于自利呢？母爱、对父母的爱、情爱、战友之爱以及对民族的爱，这些都被称作爱。然而，它们似乎是不同类型的爱，并且它们与私欲、自利等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此时，我们就必须停下脚步，要把爱、自利这些概念本身弄清楚一些。谈论何种生活更为快乐，何种人最为幸福，通常总是免不了要对快乐、幸福这些概念自身进行一番梳理。

要弄清楚张三做这件事是出于爱还是以爱为幌子满足私欲，主要牵涉一些个别事实、张三做此事的很多细节、此事的前因后果、张三的一般人品以及张三的一贯行事方式等。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并不比其他人更有权威。谈到爱和私欲的分分合合时，哲学家应更敏感且更善于梳理，因为这原本就是哲学家的本职工作。

但是每次提及此处，我都需添加一个注脚。梳理概念并非是一项从概念到概念的概念性游戏。要明晰爱和私欲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你就必须对爱和私欲拥有一定的经验，同时需要知晓一些涉及爱与私欲关系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可以来源于任何地方，并非一定是张三这样的具体事例。

我们注意到，像“飞”这样的词，像“书”这样的词，虽难以定义，但其用法清晰，我们几乎从不因它们的用法而争论。然而像“利益”“权力”“正义”“文化”“幸福”这样的词，属于论理概念，它们一方面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仿佛悬于日常生活之上，简直可以说这些语词本身就带有理论的意味。实际上，这些概念时常会要求我们在争论的过程中进行澄清。哲学家不会去梳理诸如“飞”“跑”“书桌”之类的语词，他们需要梳理的概念是像“心灵”“国家”“正义”“运动”“美”“命题”这样处于上层的概念。

这些被梳理过的概念，与我们日常语言的概念或许存在一些差别。主要差别在于，哲学着重于语词的概念内涵，注重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而对于一个词的情感色彩、雅俗韵味等方面，通常不会纳入考虑范围。简单来讲，它们会变成一些边界更为清晰的概念，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更具逻辑性。维特根斯坦称我们需时常提醒自身语词在自然语言里的用法。这并非意味着哲学用语的意义就必须与自然语言中语词的意义完全一致。奥斯汀对此说得很清晰：日常语言是哲学思考的起始之处，然而并非是最终的落点。

哲学家有时会取用一个专门的语词来区分经过梳理的概念。比如，平常我们会提到“句子”，但在哲学著作中，我们常常不会说“句子”，而是说“命题”。那么，命题和句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德语中，我们所说的命题和句子都被称作 Satz。若两者存在不同，那就是“命题”仅针对一个句子的概念内容来提及这个句子，而不论这个句子的感情色彩等其他方面。

现在来看刚才引用的维特根斯坦和杜威的两句话，我们能注意到，他们既注重常识，又注重日常语言，然而他们并非在表明哲学等于常识。哲学会思考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停留在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上”，但哲学并不等同于日常思考，要是哲学等同于日常思考，那就直接叫它日常思考好了，又何必叫它哲学呢？这里要讲的是，哲学会思考概念，然而它并非对哲学自身的概念进行思考，它所思考的恰恰是日常概念。还要强调的是：哲学与常识的差别在于日常思考借助自然概念来展开，而哲学是对自然概念进行思考。因为哲学所考察的概念是我们所拥有的概念，所以，即便哲学思考和日常思考不一样，但它思考的依然是我们的问题。

哲学用何种概念来对自然概念进行思考呢？可以表述为，运用哲学概念，运用逻辑性更为强大的一套概念工具。然而，我必须即刻再次进行提醒，所谓的哲学概念，实际上不过是经过梳理后的自然概念。“哲学概念”这个说法容易引发误解，好像哲学家拥有一套特定的哲学概念，如同电磁学家拥有一套术语一样。并且这些术语只要能对电磁理论的构建起到帮助作用，就可以不受到自然语词意义的限制。

归纳而言，我们在两个方向上能够接纳与常识相悖的说话方式。其一为建构理论，其二为梳理概念。此前我已提及，梳理概念属于哲学的本职工作，而建构理论的工作是科学家的职责。现在我希望阐明的是，这两种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本质上存在差异，科学理论概念背离日常语言与哲学概念背离日常语言，在性质以及程度上均不相同。

科学理论有其专属语汇，这是理论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理论越成熟，其中的概念就越远离日常概念，该理论中的概念越依赖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牛顿的运动概念与我们日常的运动概念不同，但我们不能以此去责问牛顿。科学中的运动、静止、质量、弦等词与日常语言中这些词的意思不同，虚数这类词在日常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物理学家无需为此感到不安，也不必回到常识来为它们的用法进行辩护。物理学家表示，弦理论无法用常识的方式讲明白，只有用数学公式才能讲清楚，我们不能因此就判定弦理论是个糊涂的理论。简单来说，这是因为科学家所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另一个层次上去面对世界。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并不能说明常识是错误的。在我们的认知中，太阳依然在转动，每晚依旧是斗转星移。出现错误的是托勒密的理论，而非常识。如果说常识出错了，那是因为常识跨越了自身的界限，将自己的结论当作了理论的结论。

哲学情况不同。哲学家确实会使用经过梳理的概念，这些概念或许与自然语言中的语词存在些许差别。不过，梳理只是将原本就包含在自然语言里的道理梳理得清晰明了，并非给自然语词增添某种东西。如果我们都说美的东西，而哲学家却说成丑的；我们都说爱的行为，而哲学家却说成自私的，那我们就应该怀疑是哲学家搞错了。哲学家可以与常识进行争论，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说法。然而，在这场争论中，他必须向我们解释清楚他这样用词的缘由。并且，这个缘由必须是已经蕴含在常识之内的道理。哲学语言不完全是日常语言，但它依然是自然语言，而非技术性语言；就如同诗的语言不完全是日常语言，但它是自然语言，不是技术性语言一样。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的经验来观察上面的区分。当你读一本专门学科的书时，如果你不懂第一章，那么你就无法读懂第二章。这是因为专门学科中的概念是经过特别定义的。而哲学书则有所不同，即使你有一段论证没有读懂，但下一段论证你却有可能读懂。这是因为哲学论证大多是基于自然理解的，只是在某些地方对概念做出了一定的规定。

一方面，我们对哲学书难在何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哲学并非一门特定的科学，哲学书中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词。然而，这些语词是被用于讨论概念本身的，并非用于讲述故事。并且，这些概念时常会经过一些加工，与我们平常使用的概念虽有相通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哲学书里常提及“综合命题”，这里的“综合”与我们平常说的“综合”意思相近，且有着更严格的逻辑限定。

这两件事，即概念梳理与建立科学理论，在古代是混为一体的。彼时，哲学等同于科学，科学也等同于哲学。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古代，哲学家们试图借助梳理概念来构建关于世界的理论。柏拉图期望通过探寻美的恰当定义来领会美之所以为美。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运动、变化、有限等概念的梳理构建了他的物理学。

近代以来，这两件事情逐渐分离开来。这个过程较为繁杂，在此不做赘述。只说结果：科学家逐渐不再依靠梳理自然概念来构建理论。倘若我们的自然概念无法很好地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用仪器观察到的现象以及通过实验产生的现象，他们便会营造新概念，即营造科学理论概念，而不会费力去梳理已有的自然概念。

哲学家呢？他们依旧在进行着概念梳理的工作。这样一来，哲学与科学便成为了两码事。然而，正因如此，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的人便会遭遇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再依靠概念梳理去构建关于世界的理论了，那么，哲学究竟还有何种用处呢？

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维特根斯坦曾说，哲学的作用具有治疗性质。这意味着什么呢？前面提到，在探讨快乐、幸福、正义、心灵等这些方面的事情时，即便我们最初只是想要讨论某一个具体的做法是否正义，某一种具体的状态是否快乐，通常也难免会涉及到一般的正义观念以及一般的快乐观念。我们平常习惯于就事论事，偶尔涉及一般观念时容易出错，比如从少数例子做出不适当的过度概括。只有在这种时候哲学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哲学的作用是批判那些错误的定义和错误的概括。所以说，哲学具有治疗功能。

哲学治疗说时常遭到批评，且被指过于消极。此批评似乎并非十分恰当。医生的职责在于治疗疾病，而非使人长生不老，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生的工作是消极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是否足够充分，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事例来表明，观念治疗看似不只是一项消极的工作。

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赖尔通过概念分析来治疗某些观念错误，他的工作在这方面非常突出。他写了一本名为《心的概念》的书，在这本书中，赖尔运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进行批判。笛卡尔将物体定义为用广延来表示，将心灵定义为用思维来表示。物质不具备思维能力，物体处于空间之中，遵循空间—机械的规律，并且可以被公共观察。心灵没有广延，其活动处于内在状态。只有心的主人能够对其进行把握。这种身心二元论会引发诸多理论上的困难。在此仅提及一点，即由于心灵活动完全是内在的，所以人仅仅能够知晓自己的心，无法知晓他人的心灵中存在着什么，而只能进行猜测。这便是近代哲学中著名的他人的心的问题，也就是他心问题。

《心的概念》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展现语词的错误使用致使心物二元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难题。这里出现的语词用法错误主要为范畴错误。例如：到华东师大进行参观的人提出疑问：我看到了图书馆，看到了教室和办公楼，然而华东师大究竟在何处呢？另一个例子是潮水在持续上涨以及希望在持续上涨，这两个句子都是合理的句子。然而，如果因为这一点就认为希望如同潮水一样是一种物质存在，那就犯了范畴性的错误。两个词语或语句的表层语法或许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深层语法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物体所处的位置以及心灵所处的位置从表面上看是同构的，但前一种说法是有意义的，而后一种说法则没有意义。如果分不清“物理过程”和“心理过程”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就有可能引发哲学上的混乱。

赖尔向我们表明，《心的概念》并非提供关于心的新的知识，而是对既有的知识的逻辑地图进行修正，把有关心灵的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给澄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够说，对于心这个概念的概念分析能够提供心的理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们选取了错误的逻辑范畴来谈论心灵。笛卡尔的心灵学说在哲学家中是一种流行的权威学说，在普通人那里也很盛行。我们是否都误用了心理语词，非得等赖尔来告知我们怎样才是正确的呢？依据日常语言学派的普遍看法，错的并非我们日常对心理语词的使用，而是在对这些语词进行某些理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我们平常很清楚如何运用愚蠢、自信、有意、无意这些方面的概念，对于心灵和智力，我们也知晓很多很多。然而，能够利用这些概念进行论述，并不等同于能够论述这些概念，就如同对一地的地形非常熟悉却看不懂该地的地图一样。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别，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谈论。比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到，土人对自己的河流极为熟悉，然而他们却无法画出一个河流航道的示意图。

要矫正心灵的范畴错误，主要需看到心理描述并非对隐藏在物理现象背后的幽灵作推论，而是在描述人的某些特殊种类的公开行为。赖尔得出结论：外在的各种智力行为不是研究心灵活动的线索，它们就是心的活动。我们说一个人有坚强的意志，不是透视了他某种微妙的心理活动，而是从他的行为举止得知的。心智活动并非是脱离物理活动而存在的另一套活动，也不是一种隐藏在内的活动。心智活动是外在现象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通常更为微妙的组织方式。丑角模仿一个笨拙人的动作，倘若仅仅给你看一张照片，那么你就无法分辨他到底是真的笨拙还是在进行模仿。丑角做出了很笨拙的动作，然而我们却称赞他聪明伶俐。他和笨人的区别并非在于他头脑里的那些过程，也不是在于他头脑中的表演，而是在于他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去表演笨拙。我们所赞赏的并非是第二套像幽灵一样的活动，而是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种技能。有意去模仿笨拙，这既是一种心理过程，也是一种躯体过程，但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

今天我们讨论了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日常语言和哲学有关。面对众多背景不同的听众，很多论题只是被提及了一下，并没有充分地展开。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等社科处下次安排我进行讲演时，我还能有一些内容可以讲。

本文于 2002 年在华东师大进行了一次讲演，该讲演稿之后在 2004 年 2 月 1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