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 年末的法国“共和元年”，托马斯·潘恩（1737 - 1809）遭到逮捕。他的罪名是“图谋颠覆共和国”。之后，他被关押在了塞纳河畔的卢森堡监狱，正在等候宣判。从他以美国革命元勋的身份毅然投身法国大革命（他曾宣称此行的目的是“要为欧洲大陆每一个国家书写一本属于他们的《常识》”）开始，到此时还不足两年时间。
潘恩的政治导师富兰克林宣称“自由之处是吾国”。对此，潘恩回应说“自由缺失之处是吾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潘恩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殖民地，原因是他无法忍受殖民地人民遭受横征暴敛。潘恩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发表了政治宣传册《常识》（Common Sense）。他揭穿了“君权神授”的真实面目，指出在英国，国王除了发动战争和割让领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坦率地说，就是把国家弄得一贫如洗，纷争不断。而对于个人而言，让他每年能收入八十万英镑，并且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这确实是一桩不错的买卖！”与此同时，他号召大陆会议与英国彻底决裂。
潘恩的政论文对殖民地军民的革命士气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776 年底，在横渡特拉华河的过程中，华盛顿让大陆军官兵传诵潘恩的《美国危机》。其中“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这句名句，最能够激发革命斗志。最终，大陆军顺利地攻克了特伦顿，接着又成功地袭取了普林斯顿，一举扭转了战局。另一位革命元勋约翰·亚当斯日后曾说：“倘若没有《常识》作者的那支笔，那么华盛顿的剑将会毫无用处。”
他在美国革命中建立了巨大声望，凭借此声望，潘恩与富兰克林、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一同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身份。潘恩的法语虽不流畅，但他依然作为加来海峡省代表当选国民公会议员，数日后又被选为国民公会宪法委员会代表（共九名），肩负起为法兰西共和国草拟宪法的神圣使命。
这是潘恩在法国政坛的一个重要时刻，同时也是他与法国大革命领袖关系密切的时期。与潘恩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当时在政坛占主导地位的吉伦特派，其中包括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妇等人。在革命上层中，能说英语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像拉法耶特将军这样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潘恩并肩作战并结下深厚情谊的人，而这些人大多属于吉伦特派。潘恩与上述诸人交往密切的原因，一是语言相通，便于交流；二是他们在世界革命、人道主义以及共和思想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潘恩看来，与此情况相反，雅各宾派大多是目光狭隘的小市民。他们既不会讲英语，也不关心世界革命。像公益律师丹东、业余科学家马拉、“不可腐蚀者”（l'Incorruptible）罗伯斯庇尔（来自加来海峡省）等，都难以让他满意。平心而论，对于在英国君主立宪政体下成长起来的潘恩而言，他无法对雅各宾派（在险恶局势下掌权）的艰难处境产生同情，更难以理解产生恐怖专政的法国特殊国情，这也是后来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罗伯斯庇尔起初对潘恩抱有很大的期待。潘恩创作了《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1791），这部著作是为了驳斥柏克的《论法国大革命》（1790），其副标题为“回答柏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攻击”。这部著作让罗伯斯庇尔极为倾倒，他天真地认为能够写出如此雄文的作者必然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罗伯斯庇尔很快就察觉到，潘恩出身手工工匠阶层，并非他所期望的无套裤汉。双方矛盾冲突的首个焦点在于如何处置已被国民公会罢黜的国王路易十六。潘恩在国民公会进行演讲（有专人进行翻译），他宣称自己投票支持共和国，然而却反对处决路易十六，因为担心会引发欧洲王室的疯狂报复，也就是第一、二次“反法同盟”。潘恩建议把路易十六流放到美国，这也是华盛顿在写给法国当局的亲笔信中的建议。因为路易十六曾积极协助美国革命，倘若法国将他送上断头台，必然会极大地“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潘恩的演讲富有感情且表达精彩，然而却被马拉蛮横地打断了。马拉无端地对潘恩的贵格会（Quakers）信仰进行指责，还断言作为“一名外国人”，潘恩根本没有资格在国民公会进行演讲和投票。实际上，在 1792 年 8 月的时候，潘恩就已经被正式授予了法国国籍。
潘恩虽然遭到雅各宾派的阻挠，但他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和好友斯塔尔夫人一起进行策划，期望能够从国民自卫队那里解救出王室（斯塔尔夫人公开为王后安托瓦内特进行无罪辩护，然而“革命法庭”并没有被打动），并且帮助王室潜逃到美国去“政治避难”。因为力量单薄，计划没有成功，潘恩从此在雅各宾派眼中越发成为一个危险人物。
1793 年春，吉伦特派掌控着局面。马拉因“叛国罪”被送上法庭受审。在法庭上，潘恩与佩蒂翁相互配合、一唱一和。他们当众揭露了马拉的诸多隐私，这使得座中的雅各宾派情绪激动、群情激愤。随后，在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遭受诬陷的这一案件里，潘恩再次登上法庭，为他进行辩白并洗清冤屈。这一行动与吉伦特派的主张是相契合的，正因如此，雅各宾派便将潘恩当作了吉伦特派的同党。鲁昂大学的卢尼西（Carine Lounissi）教授在《托马斯·潘恩文本中的政治思想》（La Pensée politique de Thomas Paine en context: Théorie et pratique）一书中指出，潘恩虽与吉伦特派关系良好，还常为该派掌控的《共和报》等报刊供稿，并且和孔多塞、布里索等人私下有较多接触，但他们并非如雅各宾派所指控的那样结成帮派、谋取私利。潘恩与吉伦特派之间存在更多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例如，孔多塞和潘恩在是否支持一院制立法机构、特许权的分配范围以及如何应对贫困等问题上多次展开激辩。布里索比潘恩更深地卷入了党派和政治纠纷，然而潘恩对此毫无兴趣。他在《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一书中写道：包括党派在内，在他看来，一切国家的教会机关，无论是犹太的、基督教的还是土耳其的，都只是人类的发明，是为了恐吓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力和利润。
同年 6 月，雅各宾派成功将一切政治对手铲除。此后，雅各宾派成为法国政坛的绝对主宰，并且还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清洗”。潘恩当年的政治盟友大多遭遇不幸。（他曾为二十二名被控叛国罪的吉特伦派领袖进行过辩护，但未成功。）他在共和元年宪法中所表达的人权和共和思想被无情地删掉了。在关于是否改革法国君主制、推动人民主权、鼓励所有公民自由讨论政治以及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等诸多问题上，潘恩提出的主张在革命派眼中“太过超前”，不合时宜。于是，潘恩本人哀叹“共和国已死”。除此之外，潘恩在法制败坏的问题上与雅各宾派发生激烈争执，雅各宾派素以不宽容著称，其座右铭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潘恩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上也与雅各宾派产生分歧。同时，在人身保护令被废止等问题上，双方也存在激烈的争执。倔强的潘恩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由此导致双方的斗争已不可调和。10 月，潘恩被列入公安委员会黑名单。11 月，罗伯斯庇尔颁布了法令，将外籍议员予以取缔。随后，潘恩被驱逐出了国民公会。到了 12 月 28 日，潘恩被逮捕并关进了监狱。罗伯斯庇尔去世后，人们找到了他的亲笔信，信中写道：“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法国的利益，需要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进行起诉的法令。”这证明了潘恩的被捕是出于最高领导人的旨意。
“法国人若杀了他们的国王，那便会成为我离开的信号”，这是潘恩奔赴法国前立下的誓言。雅各宾派上台后，他明知自身处境危险，可却没有别的选择：他不能返回英国，因为他已被政府以“卖国贼”之名明令通缉；他也不能冒险穿越大西洋去美国，因为担心会被英国军舰俘获。他只能等待死亡降临——或许心中存有一丝侥幸：因为他同时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为重要的是，此刻他肩负着重要任务：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始创作并完成《理性时代》。就像潘恩本人后来所说的那样：“我的朋友们眼看即将在断头台下丧命。我下定决心开始工作，因为我每天都预感到，相同的命运也会降临到我身上。”我感觉自己仿佛躺在了死亡之床上，因为死神在我周围虎视眈眈。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被押送至监狱的途中，潘恩把手稿托付给了好友诗人乔尔·巴洛，让他转交出版社，因为这部作品或许是他献给自己“美国同胞”的最后一份礼物。
诗人巴洛没有让潘恩失望。他促成了《理性时代》得以顺利出版。他还通过征集请愿书，获得了十八位在法美国公民的签名。这些签名要求美国政府出面进行干预，以保护潘恩这位美国公民的人身合法权利。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华盛顿政府此时正陷入联邦党与共和派的党争之中，内部争斗十分激烈（总统本人也不幸被牵扯其中），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情。何况，政府为了改善美英关系，暗中与英国洽谈《杰伊条约》，且即将大功告成。所以，政府不愿在这个关键时刻对潘恩伸出援手，因为担心触动英国的敏感神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与潘恩“积怨很深”。作为杰斐逊的好友，潘恩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对莫里斯的政治立场进行抨击。莫里斯觉得潘恩既没有出身也没有资产，仅仅是个“来自英国的冒险家”，所以必须把他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没过多久，“迪恩事件”被媒体揭露出来，莫里斯等人的脸面遭受很大损失，他们对潘恩的仇恨也变得更加深厚了。
迪恩（Silas Deane）是大陆会议代表，他和莫里斯交情深厚。1776 年，迪恩被派遣出使法国，并且承担着秘密外交的任务，也就是负责商谈军援项目。在美国独立战争陷入困境的时候，路易十六不想公开与英国作对，所以决定在暗中资助大陆军。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作者）主动承担起代理人的职责。他把资助款的一半用来购买法国军火，接着将这些军火运往美国并以高价进行销售。在这个过程中，迪恩充当了中间商的角色。并且博马舍还允诺，在事情成功之后，会付给迪恩一笔相当丰厚的佣金。此事与法美两国有不公开的秘密协定相关。然而，风声泄露出去后，被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渲染。同时，那些嫉恶如仇的潘恩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局面变得难以收拾，迪恩的名誉受损，一分钱也没得到，最后前往英国隐居起来。潘恩被牵涉其中。莫里斯等人觉得他没有做到“谨言慎行”，明显不适合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并且，法国大使也对潘恩“暴露法国军援的秘密”提出了抗议。所以，潘恩只能无奈地离职。莫里斯对巴洛递交的请愿书不予理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直将潘恩当作“非我族类”的英国政治掮客。
潘恩对美国国内政坛的乱局并不知晓，于是他把满心的悲愤都集中在了华盛顿一个人身上。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华盛顿“忘恩负义”。并且在写给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詹姆斯·门罗的信中，抱怨美国“不够仗义”，说自己为美国的自由做出了贡献，却失去了自己的自由。1794 年热月政变后，罗伯斯庇尔垮台了。他像他的亲密战友丹东等人一样，旋即被送上了断头台。经过杰斐逊和门罗的斡旋，法国政府最终同意释放已被关押十个月之久的潘恩，潘恩此前还侥幸逃脱了死刑。但他离开监狱时已“近乎废人”，因为他被斑疹伤寒、痛风、反复发烧和腹部化脓的伤口所折磨，身体一直无法痊愈。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在门罗位于巴黎的官邸中疗养。在这个时候，潘恩的地位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美国曾授予过他国籍，然而却拒绝为他提供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一心想着要将他处死；法国也授予过他荣誉国籍，却恰恰利用这个机会罗织罪名……他参与过或者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可是这三个国家却同时将他抛弃了。
潘恩即便身陷囹圄也未忘记使命；出狱后，他一刻不停写作，总结大革命的得失成败，还尝试建言献策。在《政府首要原理》（1795）这篇文中，他认为恐怖统治的根本原因并非“过多的民主”，而是行政部门独大，且未与立法部门建立平衡关系。他主张推广普选权，并且竭力这么做。他认为行使选举权是一种自然且普遍的权利，并非是对拥有某些资格的奖励或赞美。他希望普选权能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不然的话，一个共和国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叛乱甚至革命的威胁。
“热月政变”后上台的督政府一直致力于恢复公共秩序和法治，对此潘恩给予了高度赞赏。他认可督政府在改善国民经济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并且将自己所撰写的《土地正义论》（1797）呈送给了督政府和立法机构，期望这些内容能够被采纳。潘恩论述中提到的“土地正义”，简单来说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可以通过有产者“捐赠土地换取补贴”的方式，逐步消除土地私有制。与巴贝夫（Babeuf）那种武装暴动相比，潘恩的建议更具可行性。然而很可惜，督政府涣散无力，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巩固革命成果，随后很快就被拿破仑的执政府所取代。
1799 年末，拿破仑主导的雾月政变将督政府推翻了。这标志着更加专制的执政府开始崛起。拿破仑对潘恩很礼遇，在拜会潘恩时，他声称自己每晚睡觉的时候，枕下一定会摆放一部《人权论》，还断言“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该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然而，潘恩对这些并不领情。事实上，潘恩对拿破仑的专制独裁怀有强烈的憎恶之情。他曾在与友人的书信里，狠狠地痛斥拿破仑是“前所未有的江湖骗子”。1802 年，安全地返回美国之后，潘恩还在公开的场合多次对拿破仑进行抨击，指责他“窃取法国大革命的果实”，从原本的“革命之子”转变为了“人民之父”。传记作者 Bernard Vincent 在《跨洋的共和派：托马斯·潘恩与革命年代》（2005 年）一书中认为，此时的潘恩对法国大革命有些失望。然而，他从不后悔自己为君主制法国转型为真正的共和国所付出的努力。并且，他也从未像他的老友柏克（以及吉本、边沁）等人那样彻底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即便在他本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对民主共和政体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也从未动摇。
1802 年自法返美时的情况与当年离开美国不同，潘恩遭受了“冷遇”。他对华盛顿的一些言论让国人感到愤慨，他在《理性时代》中宣扬的无神论使保守人士惶恐不安，就连他昔日的老友也对他敬而远之。政敌趁机向力邀潘恩回国的杰斐逊总统发起攻击，把“两个托马斯”都贬称为“异教徒”。1809 年，潘恩处于落魄状态。他在贫困潦倒且屈辱愤懑中，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病逝。据他的房东博纳维尔太太回忆，富兰克林的葬礼有两万名悼念者参加，而出席托马斯·潘恩葬礼的仅有六个。下葬时场面极为萧条，当棺木落地且墓土撒上时，她站在墓穴的东端，让小儿子站在西端。我环顾周围，看到寥寥无几的旁观者。然后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他要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呢，我要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
后世之人没有忘记潘恩。1962 年，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鼎盛之时，美国的一位作家兼词曲创作人鲍勃·迪伦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发布了民谣《答案在风中飘》。他在其中唱道：一座山要矗立多久才会被冲刷入海洋；一个人要煎熬多少年才能最终获得自由；一个人要多少次转头才能假装他视而不见。我的朋友啊，那些答案在风中飘着。尽管这首民谣运用极富音乐性的诗性语言，但其含义并不确切。学界普遍认为，这是鲍勃·迪伦在召唤世人，包括美国人民、法国人民以及热爱和平自由的世界人民，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潘恩在十九世纪末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理念，并以无畏的革命精神投入到新的民权运动中去。事实上，潘恩直至临终之际。他始终坚信，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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