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版后它就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必读经典作者受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史以及美国“新劳工史”的影响。他试图从潘恩的生平际遇以及多本著作入手，把潘恩的思想话语（特别是社会平等主义和改善经济的激情）与为美国独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对美国革命时期政治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潘恩形象及其时代的重新认识。该书以“跨大西洋视角”对革命史进行研究。它精彩地揭示了潘恩及其思想对革命时期美国的深刻影响。同时，它也细致地考察了英法美三国对潘恩的接受情况，这种接受情况是动态且多样的。2022 年 9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本书的中译本，译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的杨钊副教授。
11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举行了线上会议。该会议邀请了学者们围绕《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以下简称《潘恩》）进行讨论。此次圆桌讨论会由世界史所的金海研究员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的杨钊副教授担任主讲人，台岛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冯卓健以及世界史所的助理研究员魏涛担任与谈人。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
讨论会开始的时候，杨钊表达了作为译者的感想和体会。他觉得，中国对美国给予了很多关注，然而在实际了解方面却存在不足。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美国研究主要是以对策研究为主，大部分研究者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美关系的研究当中，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历史的关注程度不够。在国内的美国史领域方面，学者们多数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了 20 世纪之后的美国史上，对美国早期历史的研究相对而言被忽视了。他表明，美国历史尽管时间不算长，然而却有着很强的延续性，美国现今的很多问题，其源头实际上都能够追溯到美国的奠基以及立国时期。从学术积累的自身逻辑来看，学界应当加强美国早期史研究。从了解美国的现实需要来看，学界也应当加强美国早期史研究。
接着，杨钊阐述了精英政治人物思想研究在新社会史冲击下的现状。他说，美国的史学界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跨国史的交替引领下，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呈现出衰落的态势。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外交史、环境史、城市史、移民史、黑人史等领域，对政治史的研究力度非常不足。方纳的这本书有两个视角，一是政治文化史的视角，二是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它在如何重新审视政治史研究方面，以及如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方面，都做出了贡献，能够揭示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启示。方纳并非仅仅对潘恩主要著作的文本进行义理方面的解读与阐释。他重点关注的是潘恩怎样将共和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普及给普通民众，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成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最后，杨钊阐述了应如何看待潘恩共和主义思想的矛盾性与跨国性。在 1960 年代的美国，方纳接受了大学教育。当时，整个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都受到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深刻影响，整体呈现出左倾的思想氛围。方纳深受这种影响，他试图梳理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谱系，于是关于潘恩的这本书便应运而生。1980 年代里根上台之后，保守主义在之后四十多年里完全主导了美国政治议题的设定，同时也有力地塑造了美国的公共舆论。所以，在保守主义占据上风的这个时代去阅读此书，具有别样的意义。在美国建国之父的谱系里，潘恩不像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和富兰克林那般耀眼，长久以来都被忽视。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史学界兴起了“重新发现潘恩”的热潮。潘恩的著作被编辑整理，关于他本人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方纳的这本书是“重新发现潘恩”热潮的重要部分，在潘恩的研究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杨老师提及，潘恩的思想不适合当代的政治分野，左右两派都试图将其视为同道。他倡导民主和平等，左派将他尊为英雄；他宣扬自由放任经济，反对政府征收高额税收，这对右派极具吸引力。对潘恩思想的解读本身就成为当下美国思想论争的一部分，这种矛盾性表明潘恩并非一位只在书斋中研究的学者，而是一位能够随时依据环境来调整自己主张的行动者。此外，潘恩作为美英法三个世界的英雄，是跨国思想网络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在美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在英法两国的境遇却很艰难。在当下跨国史引领史学潮流的情况下，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的。
托马斯·潘恩
在与谈环节，台岛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冯卓健首先提及，方纳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美国革命 200 周年。在那个时期，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美国革命的研究潮流。这便是本书的写作背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方纳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影响，在这部书里论述了当时美国社会与潘恩《常识》的互动，强调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的互动关系。方纳不想单纯讨论潘恩的文本，而是试图把潘恩置于其时代脉络中去理解他。通过重建当时的社会时代，重现潘恩的政治社会宗教思想在怎样的脉络中产生，以及如何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互动。这本书的开创之处在于整合了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方纳的学术生涯也有这样的风格，他后来的一些经典之作，像重建时期的美国史，还有对奴隶逃亡的“地下铁路”的研究以及对林肯与奴隶制度关系的研究，都延续了这一风格。
方纳在 2005 年的再版序言里提到了 1976 年《潘恩》出版之后，学术界在这个议题上有了发展。冯卓健在发言中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延伸，并且谈到了 2005 年以后的几个新方向。其一，是大西洋史研究的取向。他以塞斯·科特拉的书为例，借此说明科特拉的《Tom Paine’s America》一书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潘恩在 1802 年回到美国时，为何不像他当初离开美国时那般受欢迎了呢？并且，科特拉用潘恩来探讨跨大西洋世界中激进主义的兴起与衰落。此外，有学者开始以大西洋世界作为脉络，对潘恩写作中所呈现的思想进行细致研究。比如，J. C. D. Clark 在 2018 年出版了《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这本书。他想在这本书里对当代对潘恩的评估进行重新诠释。他觉得，潘恩有影响力，可这是作为 18 世纪的人物而言的，并非因为他预见或解释了如今被视为现代性的东西。他认为，潘恩有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原创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巧妙地运用了当时很多人已经十分熟悉的英国式政治语言。他时常运用一些政治语言，这些政治语言是那些捍卫英国与美洲既有秩序的人也共同拥有的。在这方面，他与方纳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方纳觉得潘恩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话语风格。尽管潘恩或许开创了新的政治话语风格，但 Clark 认为，潘恩运用的实际上还是当时的人已经十分熟悉的政治语言，而这正是他产生影响力的根源。
冯卓健认为，该书主要论述的是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而当时社会上的保守主义被忽略了。如果能加入潘恩跟效忠派的对话，就能更完整地呈现潘恩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关系。他建议，可以在本书的基础上与文化史进一步结合，去分析潘恩是怎样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中，突破当时的文化惯习，用旧有的政治语言做出具有开创性的政治论述。他提醒我们，在研究美国史时，要多思考作为外国人去研究美国史所具有的优势，进而探索出与美国史学界不一样的视角与方法。
Tom Paine’s America
Thomas Paine 所著的是关于启蒙时代与革命时期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相关内容。这本书主要探讨了这三个国家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情况。它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特征与变革。
魏涛首先谈及《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的结构体例。他觉得《潘恩》在体例方面并非一致。就如同王希教授在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进行潘恩研究时，方纳起初好像计划撰写一本关于潘恩的传记。然而，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又并非完全以传记形式呈现出来。他在“再版序”里提到，写完美国革命部分后，篇幅变得很长。出版社觉得这部分内容已构成一本书，且在 1976 年出版有特殊意义，即纪念《常识》发表二百周年。或许正因如此，方纳称《潘恩》一书只是一种重构潘恩思想的“早期的尝试”。方纳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讨论潘恩与费城工匠及激进分子的联系；二是对《常识》中暗含的激进主义思想和共和主义思想进行文本分析与解读；三是围绕价格控制和北美银行展开相关内容。美国革命时期的这部分内容，更倾向于以潘恩为中心去考察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费城的历史。书的标题是关于讨论革命时期的美国。第二至第六章的内容主要是在讨论费城和宾夕法尼亚的政治、社会以及商业史。第一章和结尾是以传记方式进行写作的，其余内容则分别依据具体的主题展开，对潘恩与美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用王希教授的话来讲，“这本书并非一本潘恩传记，而是一部以传记的框架写出的潘恩思想演进史”。或许，方纳将标题改成《潘恩与革命时期的费城》会比改成《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更恰当一些。
另外，魏涛着重探讨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的研究方式。方纳在研究方法方面，试图寻觅一种别样的研究方法以对潘恩展开研究。方纳致力于研究思想意识，然而其与伯纳德·贝林以及共和修正学派所提倡的那种专注于对历史文本进行分析的思想意识研究方法存在显著差异。方纳对思想意识的研究与约翰·波考克有明显区别，波考克尝试从历史语境去理解政治思想。方纳吸收了波考克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对政治语言分析的方法。然而，方纳与波考克不同，他试图从费城工匠阶层的视角来解释潘恩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这就是方纳所倡导的观念的社会史。这本书的书名着重突出了“潘恩”。然而，它并非是一本传统的传记。它是一种尝试，即通过分析潘恩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以及通过特定类型的激进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来理解美国革命的社会史。
约翰·波考克
方纳在未完全挑战思想意识学派的情形下，用阶级术语去“定位”潘恩。因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启发，方纳试图从工匠阶层的角度切入潘恩所处的费城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在 1770 年代，费城的男性居民里有一半的职业能够被归为工匠。方纳觉得，潘恩是激进派工匠（radical artisan）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另外，方纳将大卫·里滕豪斯视作激进派工匠的代表人物之一。方纳指出，若要全面知晓潘恩在北美的职业生涯，就必须对潘恩的工匠观众以及其他此前被排除在有意义政治参与之外的群体突然进入“政治国家”的过程进行研究。这种调查需要借鉴欧洲学者的重要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德华·汤普逊，他们能够出色地追溯这个时代英国和法国下层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这让方纳的《潘恩》研究具有了典型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特征，在所有研究潘恩的传记或专著中都显得别具一格。
魏涛强调，在美国革命前夕以及美国革命时期，潘恩的经历并非典型工匠阶层的代表。方纳的工匠在某些情形下是经济上平等的，处于贫穷商人之上层。他指出，方纳的工匠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性质相同的群体。然而实际上，这些工匠阶层并非性质相同的政治群体，而是有着多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潘恩在费城的朋友大多是政治和经济精英。其中有乔治·华盛顿，还有托马斯·杰斐逊。同时，也有他在思想意识上的批评者或对手约翰·亚当斯。当然，潘恩的朋友还包含本杰明·拉什、大卫·里滕豪斯以及罗伯特·莫里斯等。他们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在革命的前夕以及革命时期，潘恩出身于英国的底层阶级，然而他一直都在尝试着挤入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精英阶层。
此外，潘恩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外交活动，这导致他无法完全代表费城的工匠阶层。在宾州宪法大会召开之际，潘恩主动成为了宾州民兵中丹尼尔·罗贝多将军的秘书。1777 年，潘恩担任了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秘书。这种冲突导致潘恩在 1779 年被从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中驱逐出去。独立战争初期，潘恩担任了大陆军队将军纳撒尼尔·格林的副官。1781 年，潘恩陪同亨利·劳伦斯的儿子约翰·劳伦斯秘密前往法国。在此次旅行中，潘恩与约翰·劳伦斯一同执行外交使命，试图替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向法国政府争取额外资金资助，然而最终没有成功。需要指出的是，约翰·劳伦斯担任着华盛顿在大陆军队的陆军副官这一职务。约翰·劳伦斯属于南卡罗来纳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群体，他曾在英国以及瑞士接受教育。在革命这个时期，潘恩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拉斐特侯爵，还有其他大陆会议的议员以及大陆军队的军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潘恩成为了国民公会的议员。后来，纽约州在潘恩多次恳求之下，承认了他为美国的政治服务，还向潘恩提供了位于纽约州新罗谢尔的一处房产。华盛顿建议后，潘恩从宾夕法尼亚州和国会获得了相应资金。1783 年，潘恩在新泽西州波登敦市（Bordentown City）法恩斯沃思大道和教堂街的拐角处买下了他唯一的房子。他住在那里是有规律的，一直持续到 1809 年他去世。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潘恩购买房地产的地方。潘恩的财产情况、他的政治和军事经历，还有跨大西洋的政治冒险等，都表明他并非典型的城市工匠。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潘恩并未与费城的工匠共同生活，也未参与工匠的集体生活。不过，方纳曾试图强调潘恩与这个群体保持了一些紧密的联系。对费城工匠感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以参考 Donna J. Rilling 的相关研究。该研究名为《Making Houses, Crafting Capitalism: Master Builders in Philadelphia, 1790 - 1850》。
在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长里，潘恩分别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发挥着社会活动家的作用，并且还担当着政治小册子作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潘恩属于世界公民或者普世公民。正如小杰克·弗鲁希特曼（Jack Fruchtman，Jr.）所表明的，潘恩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一个致力于维护人类权利的普世公民”（a universal citizen），另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爱国者，这两者并非相互矛盾、不相容。潘恩有着跨国或跨大西洋的经历，并且他的政治思想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得以传播，这使他更适宜从大西洋视野或跨国视野去进行研究。然而，在后记里，方纳将潘恩在 1787 年之后的经历统统放在了一起，这种做法显得有些繁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撰写《潘恩》这本书时，当时的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尽管贝林已经开始尝试对大西洋史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情况依然如此。正因如此，方纳对潘恩的研究为后世学者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和新的研究可能性。
魏涛指出，从跨大西洋视角或跨国视野来研究潘恩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比如，可以研究潘恩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以及潘恩与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关系，还有潘恩的政治思想与跨大西洋启蒙运动的关联，以及潘恩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的关系，以及潘恩与跨大西洋共和主义思想的关系等主题。这些都值得后世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潘恩》出版之后，欧美史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对潘恩进行研究的重要专著。2005 年，《潘恩》再次出版，方纳撰写了一篇“再版序”，并且简略地介绍了从 1976 年到 2005 年研究潘恩的重要专著。在这篇“再版序”里，方纳也察觉到了需要从跨大西洋的视角来研究潘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写作《潘恩》时，方纳没有真正去做从大西洋视角进行的尝试。
魏涛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早期史和大西洋史，所以他补充了一些从大西洋视角或跨国视野来研究潘恩的学术专著。2005 年，伯纳德·文森特出版了一本专著叫《跨大西洋共和派：潘恩与革命年代》，这本书主要是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潘恩的共和思想。2006 年，克雷格·纳尔逊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潘恩：启蒙、革命与现代国家的诞生》。2011 年，塞斯·科特拉从跨大西洋视野对潘恩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的内容是美国建国初期激进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另外，J. C. D. Clark 从启蒙和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潘恩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经历，这是一项重要的尝试，是从大西洋视野来研究潘恩的。并且在 2001 年，J. C. D. Clark 编辑了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这一工作。2018 年，卡琳·路易斯西出版了一本专著，专门研究《潘恩与法国大革命》。这些专著的出版表明，从跨国或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潘恩是有前景的，并且能够弥补方纳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写作《潘恩》时的不足。
《潘恩：启蒙、革命与现代国家的诞生》
在《潘恩》这本书里，方纳简略提及了伦敦的激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在英国国内开展的激进政治运动。然而，对于在英属北美 13 个殖民地引发的“自由之子”的激进政治运动，方纳着墨甚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读者或许需要参考杰克·P.格林和保琳·迈尔的相关研究成果。方纳着重分析了费城人民对《常识》的接受情况以及阅读情况，同时也间接提及了英属北美其他殖民地人民对《常识》的反应。然而，存在不足之处在于，方纳并未考察同一时期英国国内人民对《常识》以及潘恩所倡导的激进主义的接受情况。魏涛指出，若有学者专门从跨大西洋的视角去研究《常识》在英国国内的传播情况，或许会对《常识》有新的认识；若有学者专门从跨国的视角去研究《常识》在英国国内的接受情况，或许会对《常识》有新的认识；若有学者专门从跨大西洋的视角去研究《常识》在英国国内的接受情况，或许会对潘恩的思想有新的认识；若有学者专门从跨国的视角去研究《常识》在英国国内的传播情况，或许会对潘恩的思想有新的认识。
最后，金海研究员谈论了自己对潘恩与该书的看法和感想。他指出，将潘恩与海伦·凯勒进行比较后发现，潘恩的《常识》激发了美国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寻求国家独立的激情，为美国的独立做好了思想准备。然而，由于其思想过于激进，他遭遇了排斥和被隐藏的命运。从潘恩的个人经历和悲剧可以看出，时代对个人存在着约束和限制。潘恩是时代洪流的一个缩影，对大西洋两岸有着重要影响。金海表示，把跨大西洋的角度置于长时段中去考虑，这样做对于潘恩、对于美国革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乃至整个美国革命与大西洋历史，或许能产生新的视角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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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览：《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美国著名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也是方纳的成名作之一，自出版以来就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必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