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如今余音仍在缭绕。众多研究者以往的目光大多聚焦在编钟的铸造技艺、规模结构、音律音域、演奏效果和装饰艺术方面。他们在对编钟进行科学严密系统的考察、试验、论证的过程中，以及与国外资料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取得了改写古代音乐史的重大研究成果，该成果得到了世界的公认。然而，四十二年来，很少有人关注到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二维码图”到底具备何种实用功能？它是否是与编钟演奏相配套使用的乐谱呢？这种古乐谱能否被辨识和演奏呢？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向各位方家请教。

一、“二维码图”就是古乐谱吗？

乐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来记录乐曲的一些东西。其中包括图案、符号以及文字。而古乐谱，指的就是古代的先贤们用来记录乐曲的图案、符号与文字。

悬挂曾侯乙编钟的横梁，它的学名叫簨，簨也写作筍，是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横木；悬挂曾侯乙编钟的立柱，它的学名叫虡，虡也写作簴、鐻，是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木架上的立柱。《考工记·梓人》中说：“梓人为筍簴。”郑玄对此进行注释：“乐器所悬，横的叫筍，直的叫簴。””为了方便阅读，这里把簨虡通称为编钟架子上的横梁与立柱。

曾侯乙编钟的横梁是先秦时期的一件精美漆器。它上面纹饰密布，与其他的漆器不同。一般人都觉得这只是古代宫廷中的一种豪华装饰。那黑红相间的色彩，以及流畅细致的花纹，确实把这件举世无双的编钟装饰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当初它与金光闪闪的青铜编钟相互映照，视觉冲击力很强（图 1）。让人产生疑问的是，横梁上那些类似“二维码图”的纹饰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实用功能呢？它们会不会是记录乐曲的图案与符号呢？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辨识。

图1

从构成“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方面来看，它们是相对一致的（图 2）。图案中的纹饰乍一看让人眼花缭乱，似乎较为复杂，然而仔细分析的话，构成“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圆圈围起来的是“×”字形，四个拐角组成的是“＋”字形，两头卷起中间成尖的是“山”字形，两边卷曲的是“骨棒”形等等，这些都在“二维码图”中反复出现，形成相对固定的符号，接着组合成与敲击编钟相关的系列图谱（图 3）。显然，这是为了让演奏者能迅速识别，之后照谱敲击悬钟。

图2

图3

其次，从“二维码图”的绘制位置来看，它便于演奏者近距离观看和识别。编钟的横梁是粗壮的方木，所有精心绘制的“二维码图”都集中在方木的正面以及背面，然而方木的上面和下面是黑色的底漆以及间隔的红漆，很难找到与正面和背面相同的“二维码图”。另外，横梁上有表明音律的篆书铭文，这些铭文都刻在随钟口朝向的那一面。所以，有的铭文是随钟口刻在横梁的正面，有的铭文是随钟口刻在横梁的背面。这种对位置的安排仅仅能够说明，“二维码图”中的基本符号与文字，都是供演奏者直接去看的。

从“二维码图”的排列方面来看，它与编钟演奏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横梁上的图案如同竹杆一般，是由一节一节相互衔接而成的。上梁是用较粗的红线进行分割的，中梁和下梁则是用较宽的黑线进行分割的。从正面观察，65 个编钟有 62 节图案；从背面观察，65 个悬钟有 65 节图案。两者图案总计 127 节，大致上是正面的两节图案对应一个编钟。这些“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组合多种多样，使用的色彩存在差别，没有明显规律，如同世间没有相同的指纹。这表明敲击不同的悬钟，需用不同的“二维码图”。越复杂的图谱，演奏者越需照谱击钟，才能准确奏响世间动听的乐曲。

第四，从大量“二维码图”中的篆书铭文来看，这些铭文都与编钟悬挂的位置以及音律、乐律相关。曾侯乙编钟的主要横梁上，铭文是有规律地散布着的，并且都是在髹饰底漆之后刻制而成的。这些铭文的字体不是很规整，刻工也不够考究，显得比较拙朴。据统计，铭文一共有 41 处，每处有四至五个字不等，总共 187 字。专家学者深入考证后认为，横梁上的篆书文字有两个作用，一是标示编钟悬挂的位置，二是注明所用的音律、乐律。而这些作用正是一件完整的乐谱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先秦之前人类尚未发明纸张。那时，文字和乐谱只能被书写在竹简和木牍之上。富贵人家或许会使用帛书，但数量极为稀少。若用竹简或木牍来记录乐谱，一方面不利于随时携带，另一方面在演奏时也难以腾出双手进行翻阅和对照。因此，把乐谱以“二维码图”的形式描绘在编钟的横梁上，这样做既能起到装饰的效果，又能起到记录乐曲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极为巧妙的发明与创造。

综上，曾侯乙编钟横梁上有“二维码图”。此“二维码图”是为演奏者精心准备的，是非常完整的古代编钟乐谱。它以各种世人从未见过的纹样、符号、文字、色彩进行排列组合，巧妙地浓缩进一个又一个小方块里，从而构成了编钟演奏的精彩乐章。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以这种独特且充满智慧的方式，将人间最美妙的音乐忠实记录下来，然后使其永久地流传下去。

经查，曾侯乙大概出生于公元前 475 年，在公元前 433 年去世。倘若按照这样来推算的话，这件世间极为罕见的编钟古乐谱，在曾侯乙去世后被埋入地下开始沉睡，其失传的时间已经长达将近 2500 年之久。

二、破解古乐谱中的“二维码图”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乐谱里，“二维码图”占据了很大部分的空间。这种“二维码图”在记录乐曲方面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呢？又起到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呢？这是辨识古乐谱必须要破解的一个难题。

第一， 关于击音符。

编钟属于打击乐器，所以在古乐谱上击音符号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它还是判断古乐谱的重要依据之一。正因如此，寻找和辨识击音符号，既能够成为破解古乐谱之谜的一把钥匙，也能成为认识“二维码图”的起点。

那么，从何处入手去寻找和辨识击音符号呢？常识让人们知晓，声音是由振动所引发的。并且，简单的振动模态能够分为线状模态、管状模态以及板状模态，编钟与板状振动模态较为相近。一块铜板是正方形的，以它的中心点作为支撑点。用弓弦拉动铜板任一边的中央，这时振动模态会呈现出“×”（图 4 a）。用弓弦拉动四角中的任一角，其振动模态就会呈现出“＋”（图 4 b）。

图4

中国文字是象形字；中国古乐谱中的符号会留下象形字的某些特点。或许是受到这种板状振动模态的启发，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上出现了类似“×”字形（图 5）和“＋”字形的击音符号（图 6）。

图5

图6

为什么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击音符号呢？这和曾侯乙编钟具有一钟双音的敲击功能有关系。具体而言，每个悬钟的形状是合瓦形，其内壁有隧。这种独特的结构使得人们在分别敲击它的正鼓位和侧鼓位（如图 7 所示）时，能够得到音程相差三度的两个音。一钟双音这种奇特的构造和功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伟大声学创造，也是青铜乐器铸造史上的一大奇迹！

图7

拿编钟乐谱上的“×”字形符号来讲，它的轮廓与振动模态下用弓弦拉动一边中央所产生的“×”相似。然而，在其交叉点处特意画了一个小圆圈，这个小圆圈代表着悬钟的敲击点，也就是正鼓位。小圆圈伸展出来的四翼，就如同一对飞舞着的鼓槌。从这些特征可以判定，这是击音符号，所敲击的部位是正鼓位，因此将其命名为“正鼓击音符”。图 5 中选取的四个正鼓击音符大体相似但又存在差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可能与敲击时的手法有关。

拿编钟乐谱上的“＋”字形符号来举例，它的轮廓很像在振动模态下用弓弦拉动一角所产生的“＋”。然而，这个“＋”字形符号是由四个类似鼓槌的拐角构成的，这意味着悬钟的敲击点是左右两边的侧鼓位，所以将其命名为“侧鼓击音符”。在图 6 中选取的四个侧鼓击音符基本是一样的，只是代表鼓槌的颜色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或许这也与敲击手法有关。

在一部乐曲的演奏过程中，正鼓音被使用的频率往往比侧鼓音更高。对曾侯乙编钟的所有“二维码图”进行考察后可以发现，正鼓击音符的数量要多于侧鼓击音符的数量。这是一种与音乐规律相符合的现象。

第二， 关于止音符。

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里，存在一类符号，这类符号依附在击音符之上。其中，有的符号衔入一面，有的衔入两面，还有的衔入三面（图 8）。

图8

有人认为所画的是古代的一种卷云纹，此卷云纹起装饰作用。实际上，从象形的角度来看，它似乎与卷云毫无关联，不过与“山”有一点关联，能够被称作“山”字形纹。那么，这些“山”字形纹究竟代表着何种意思呢？

如果将“山”字形对应到悬钟的部位，最为恰当的是“枚”。通常把悬钟上类似乳头凸起的部分称作“枚”（见图 7）。“枚”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当然也存在没有“枚”的编钟。一般来讲，“枚”的数量是相等的，悬钟的一面有两组，两面总共四组；每组有 9 枚，呈三横三纵的排列方式。枚除了有礼制方面的意义外，它的实际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增强振动，延长发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振动，制止发音。当悬钟敲响后，若将人手贴在枚上，声音就会迅速衰减。“山”字形如同人的一只手张开并平放在三个枚上，能达到止音的效果。所以将其命名为止音符。

曾侯乙编钟乐谱有“二维码图”，在其击音符上为何会衔入止音符呢？这与打击乐器的特点存在关联。

其一，每个悬钟发出的音长不同，尤其低音钟发出的声音低沉且绵长。经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高音纽钟自然延时不超 2 秒；中音甬钟约 5 秒；而低音镈钟达到 10 秒。敲击低音悬钟时需迅速止音，这样才不会干扰其他乐音，使演奏能继续进行下去。

其二，有的悬钟不同但会有相同的振动频率，也就是共振。这样一来，敲击一个悬钟时，那些频率相同的悬钟也会发声，在演奏过程中就会出现杂音，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所以也必须要对产生共振的悬钟迅速使其停止发声。

其三，编钟演奏有时需要制造颤音，这要依靠在击音的同时做出相应的止音动作来实现；编钟演奏有时需要制造抖音，这要依靠在击音的同时做出相应的止音动作来实现；编钟演奏有时需要制造柔音，这要依靠在击音的同时做出相应的止音动作来实现；编钟演奏有时需要制造跳音，这要依靠在击音的同时做出相应的止音动作来实现。

图9

仔细观察三层横梁上编钟乐谱的“二维码图”，能够发现止音符大多依附在正鼓击音符之上。并且在侧鼓击音符中，几乎难以找到这类符号（图 9）。这表明侧鼓击音时，乐音的衰减速度比正鼓击音时快很多，所以不需要止音。同时也说明，止音符深深嵌入到正鼓击音符内部，很有可能是在提示演奏者在击音的同时就要进行止音的动作。

第三，关于分谱符。

对比三层横梁上的各节“二维码图”，能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从横向上看，上层横梁按二行排列，如（图 10）；中层横梁按三行排列，如（图 11）；下层横梁按四行排列，如(图 12)。从纵向上看，上层横梁两列居多，三列较少；中层横梁至少有一到两列，个别有三列；下层横梁至少四列，多的能到九列。

图10

图11

图12

照此粗略概算，下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比中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大很多，也比上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大很多。下层低音悬钟数量最少，在演奏中使用得也不多，然而乐谱符号却比中层和上层多。唯一的解释就是，下层横梁上的“二维码图”是乐谱的总谱，中层横梁和上层横梁上的“二维码图”是乐谱的分谱，总谱包含着分谱，分谱连接着总谱。用以涵盖和衔接的符号是两两相对的山字形符号，这种符号被称为分谱符（图 13）。

图13

在两两相对的符号里，有横向相对的一种，还有纵向相对的一种。曾侯乙编钟的摆放呈曲尺形，长梁与短梁形成角抵的样子。因为横向符号比较长而纵向符号比较窄，所以能够判断出横向符号代表着编钟架子上的长梁，纵向符号代表着编钟架子上的短梁。如此一来，就能够在长梁和短梁之间找到总谱与分谱的衔接点。

第四，关于休止符。

在编钟乐谱的“二维码图”里，存在一种常见现象。有些章节的右边，会连续出现很多单独的山字形符号（图 14）。

图14

古代中国人的书写和阅读习惯一般是从右到左。如果说演奏也遵循这样的习惯，那么在尚未敲击悬钟的时候就出现止音的山字形符号，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

这些单独的山字形符号原本相当于现代音乐里的休止符。实际上，在每节乐谱的上、下、左、右以及中间都能看到这些休止符。这表明一首乐曲在演奏期间，总会在某些特定的节点上出现停顿、停留或者稍作停止的情况。休止符在乐曲中常常能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这样的艺术效果。

休止符在音乐中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具有标记音乐暂时停顿或静止的作用。它还能够制造出乐句中不同的情绪表达。从而使乐曲流露出的情感更加丰富。

总之，曾侯乙编钟乐谱上的击音符，包括正鼓击音符与侧鼓击音符，还有止音符、分谱符和休止符，都呈现出了“二维码图”的形式。所以能够把这种古乐谱命名为中国式的“二维码图”乐谱。这种“二维码图”在形式上很美，设计很巧，纹饰很精，组合很妙，蕴含的信息量也很大，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艺术之谜，需要我们不断去破解。它也是一份文化遗产，无比丰厚。

三、横梁铭文在古乐谱中的作用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有 41 处铭文，这些铭文是编钟古乐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二维码图”起到补充和注释的作用。欣慰的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专家已成功破译先秦时期的篆书铭文，连同青铜编钟上的所有铭文，排除了后人阅读这些文字的障碍，为今天继续研究编钟古乐谱奠定了基础。

前些年，研究先秦时期的音乐家们已经对横梁上的 41 处铭文对曾侯乙编钟的作用作过一些研究和探讨，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将运用这些成果，对铭文在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初步的阐述。

第一，关于悬钟位置的标记。从曾侯乙编钟横梁 12 个套头处的装饰能够看出，是先通过油漆绘制出古乐谱“二维码图”，然后将编钟悬挂在横梁上，而非颠倒顺序。在横梁的 65 个位置上要悬挂 65 个编钟，必须排列得有秩序，不能出现任何错误。所以，横梁上的铭文首先把每个悬钟的位置给标明了。横梁上的铭文要与所悬之钟的正鼓位或征部上的标识音相对应。比如短横梁中间的 3 至 11 号位置（图 15），这里依次写着“姑洗之少商”“姑洗之少羽”“姑洗之下角”“姑洗之商”“姑洗之宫”等 9 行文字，这些文字分别与对应悬钟的正鼓位所标识的“少商”“少羽”“下角”“商”“宫”等 9 件铭文是相互一致的。这样，就使所有悬钟都对号入座，照谱排列。

图15

这里有一个特例，即下层长横梁中间体量最大的那件镈钟。从铭文可知，它是楚王赠送给曾侯乙的，所以被悬挂在中间的显著位置，把原来悬挂在此的“姑洗之大羽”钟挤掉了。由此可以看出，楚王赠送的镈钟是在曾侯乙编钟已经铸造悬挂好之后，甚至有可能是在曾侯乙去世后才送到的。而“姑洗之大羽”钟没有下葬。

第二，关于古代音律的注明。曾侯乙编钟所运用的音律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五音”和“十二律”。“五音”属于相对音高，其按顺序排列的名称分别是：宫、商、角、徵、羽。倘若再加上变徵、变宫，就构成了“七音”。“十二律”属于绝对音高。古人依据中国特色的音律“三分损益法”，将八度音划分成十二个半音，分别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假如黄钟是现在钢琴上的“C”音，那么其他各律就会依次向上提升半音。这些音律的名称在曾侯乙编钟的横梁铭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这种方法是把常用的音律标注在编钟的横梁上，其目的是用来确定音阶首音的音高。通俗来讲就是“定调门儿”，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照着谱子敲钟来寻找音调，从而增加演奏的精确性，减少失误。

第三，有关于旋宫转调的提示。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对旋宫转调进行了总结并且加以运用，以此来演唱各种乐曲。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荆轲前往秦国时慷慨激昂地高歌：“到达易水之上，祭祀完祖先之后，踏上征程，高渐离敲击着筑（一种乐器），荆轲随之应和而歌，发出变徵的声调，在场的士人都流下眼泪哭泣。接着荆轲又向前走去并且唱歌道：‘风萧萧啊易水寒冷，壮士一旦离去就不会再回来！’随后又发出羽声，声音慷慨激昂，在场的士人都瞪大眼睛，头发都向上竖起顶到了帽子。”其中的“变徵之声”属于旋宫转调，这增加了歌曲的悲壮；“羽声忼慨”也属于旋宫转调，同样增加了歌曲的悲壮。

旋宫转调的基本含义在于，用七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这七音，与十二律相搭配。每一条律都能够当作宫音，这样一来，宫音的位置就有十二种之多。而商、角等音也会随着宫音位置的变化而有相应的位置变动，这被称作“旋相为宫法”，简称为“旋宫”。以各个律作为宫所构建出来的音阶，被称为“均”，例如以黄钟宫作为宫的音阶就叫做“黄钟均”，以大吕宫作为宫的音阶则称为“大吕均”等等。十二律和七音都按照相生关系进行排列，这种排列被称作“旋宫图”（图 16）。图中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十二律隔八进行相生，七音隔五进行相生。每一个均有七种调，十二均就能够得到八十四个调，也就是所谓的“八十四调”。实际上，旋宫指的就是旋宫转调，在十二律和七音的位置相应移动的过程中，曲调的主音由不同阶名的音来担任，从而造成了调式的转换。

图16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铭文所写的内容有“姑洗之大羽”“姑洗之大宫”“姑洗之羽曾（增）”“姑洗之少徵”“姑洗之商（甫页）”“姑洗之大徵”“姑洗之大鍡”“姑洗之商”“姑洗之少商”“姑洗之少羽”“姑洗之下角”“姑洗之宫”“姑洗之羽”“姑洗之徵”“姑洗之宫角”“姑洗之羽反”“姑洗之角反”“姑洗之商角”等，这些内容就是旋宫转调的名称。古代音乐理论认为，“宫”音所处的音高位置被称作调高。“调”和“宫”是相等的。“宫调”这个词就是宫与调的合称。将宫调以铭文形式镌刻在编钟的横梁上，这样便于演奏者确定调门，也便于他们把握乐曲的基准音。

中国古代以“文字＋符号”记谱的方式由曾侯乙编钟乐谱开创，千百年来在民间得以延续和流传。较早能看到的乐谱是南北朝时期的古琴谱《碣石调·幽兰》，它用文字详细叙述弹奏的指法。唐朝后期为简化记录方法，出现了减字谱，能记录指法动作、弦序和徵位，且其中夹杂着一些符号，它是工尺谱的前身。宋代出现了记录音高的俗字谱，这表明当时的宋词具备可歌唱的特性。明清两代的戏曲，像昆剧、京剧、粤剧以及当时的不少器乐曲都运用了工尺谱，这些工尺谱中既有文字，又有符号。从这个意义来讲，曾侯乙编钟乐谱首创的“文字＋符号”的记谱方式，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同光照千秋一般。

四、发现编钟古乐谱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目前，笔者手头资料有限，导致编钟乐谱上有一些奇特符号未被辨识出来，一些组合符号的含义还需进一步辨析。各节乐谱之间如何衔接、搭配、过渡，上梁、中梁和下梁之间的转换关系，也就是总谱和分谱之间的关系等，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专业问题。当初演奏这件大型乐器，究竟需要几个人呢？他们又是怎样分工的呢？怎样配合的呢？这些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所以，要想按照曾侯乙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演奏出正宗的先秦时期的乐曲，让人们大饱耳福，就需要付出长期且巨大的努力。

四十多年前，曾侯乙编钟出土了。它规模宏大，纹饰精美，铸造复杂，乐音动听。当它出土的那一刻，惊艳了全世界。人们深入研究后确信，曾侯乙编钟上有一钟双音、五音十二律、旋宫转调以及五个八度的宽广音域等现象。这些现象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音乐的重大发现，改写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音乐史，树立起了东亚音乐文化的历史标杆。四十多年后的今日，曾侯乙编钟乐谱有了“二维码图”的发现。这“二维码图”以独特的符号、丰富的内涵、精准的表达以及完备的功能来记录当时的乐曲。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音乐的重大发现。倘若能够将这一古乐谱中的“二维码图”完全破解出来，将会再次改写古代音乐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价值。

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中国先贤创造发明的一种乐谱。它最为古老、最为原始、最为淳朴，要素完备且绘制精细。曾侯乙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与现代世界通行的五线谱不同，也和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减字谱、工尺谱不一样，它是以“文字＋符号”的方式记录的，以悬钟击奏为基本发音单元的组合式器乐乐谱。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记谱方式，大致可分为记录音高与记录指法这两类。五线谱是记录音高的乐谱之一，简谱也是记录音高的乐谱，点字谱同样属于记录音高的乐谱。吉他的六线谱属于记录指法的乐谱，古琴的减字谱也属于记录指法的乐谱。而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属于记录悬钟击奏的乐谱，其与记录指法的乐谱有相似之处。曾侯乙编钟古乐谱已失传 2500 年。它如同汉字中的甲骨文，是乐谱的源头，是音乐的“化石”。它蕴含着大量古代音乐的历史信息，极为难得，十分珍贵。它将人类发明乐谱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 500 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件完整乐谱，也是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再次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大发现。

其次，让人们对曾侯乙编钟所创造的音乐成就的认识得到了深化。编钟好比硬件，而乐谱如同软件。仅仅从硬件去认识硬件，也就是只对编钟进行研究；或者仅仅从软件去认识软件，也就是只对乐谱进行研究，这样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乐谱，是一乐的谱，乐钟比较容易获得，但是乐谱却难以寻觅。正是乐谱赋予了乐钟以生命和灵魂。现在人们对编钟乐谱“二维码图”有了初步的掌握。当我们再来研究曾侯乙编钟时，就能够进一步拓宽视野，并且有所发现。以演奏人员为例，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用于演奏编钟的工具共 8 件，其中包括 2 件撞钟棒和 6 件钟槌。有人经过计算后认为，整个编钟需要由 5 人来演奏，其中 2 人拿着撞钟棒，每人拿一根；3 人拿着钟槌，每人拿两根。他们考证得出，在墓中最靠近编钟位置的西室，陪葬的女乐工有 13 人。其中 5 人是负责演奏编钟的。由此看来，曾侯乙编钟是由 5 人演奏的这种说法好像成了定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编钟乐谱“二维码图”被发现后，直接遭遇的问题是，古乐谱上出现的众多止音符到底由谁来完成呢？又怎样才能完成呢？并且出土的撞钟棒长度达到 2·15 米，直径为 6·6 厘米，其重量不会很轻。13 名陪葬女乐工里，年龄最大的是 24 岁，年龄最小的仅 13 岁；身高最高的为 1·61 米，最矮的是 1·41 米，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拿动如此粗重的撞钟棒，从而无法自如地演奏乐曲。实际上，在编钟出土之后的历次演奏活动中，都是由男子拿着撞钟棒进行演奏。推测这样的情况，曾侯乙编钟在演奏时最少需要 7 人来完成。其中有两名女乐工，她们没有执棒和槌，而是负责进行编钟乐谱中规定的极为重要的止音动作，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乐曲演奏能够达到和谐的效果。

人们有机会聆听依据编钟乐谱“二维码图”演奏出的古代乐曲。古代帝王和贵族的享乐活动中，最高级、最奢侈、最豪华的享受当属欣赏音乐。《列子·汤问》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描述。《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尝不出肉的味道，说：“没想到欣赏音乐能达到这种境界。”孔子在齐国欣赏到了《韶》乐，很长时间都尝不出肉味。他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在古代，像《韶》这样的乐曲演奏很难听到，平民百姓一辈子也难以听到美妙动听的音乐。其原因是那时的音乐演奏需要有专门的乐队、齐全的乐器、欣赏的场地，还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磨合。环境、场地、人员和条件发生变化，就无法演奏出相同美妙的乐曲。这正是让世人极为向往的地方。当下人们所听到的仅仅是曾侯乙编钟奏响的现代乐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若能完全破译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就能够让曾侯乙编钟奏响 2500 年前的曾乐、楚乐，甚至像《韶》这样的周乐。能够以原汁原味、原钟原调的美妙佳音，再次让世界为之惊艳。

2020年8月31日

本文参考了《史记》，还参考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同时参考了《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墓》《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曾侯乙文物艺术》以及《曾侯乙编钟》。

本文照片摄影：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