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召开。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学者出席了会议。
2019 年是中华医学史学会创建人之一王吉民先生的诞辰 130 周年。1915 年，王吉民加入中华医学会，成为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29 年，他担任《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副总编辑。1935 年，中华医学会历史委员会成立，王吉民先生被推荐为首任主席。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医史博物馆，还创建了《中华医史杂志》并担任主编。1932 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作撰写的英文版《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成为近代医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是海内外医学史学者的重要参考著作。王吉民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他医学史学者也为中国医学人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本次论坛在王吉民诞辰 130 周年的时候举办。它回溯了近代中国医院的人文历史，也探索了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在致辞里表示，医疗事业的发展与医学历史和医学文化的传承紧密相关，医院人文精神的传承对于推动医院的良性发展以及更好地为广大病人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活动是医史学者走进医院，并且与医院专家一同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在“医院人文历史论坛”这个场合中，与会者所关心的事情是，在当今社会医患危机已经处于临界点的情况下，怎样去探讨“医学史：过去与未来”这个问题？
医学史走进医院：历史、困惑、探索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院办主任杨震是本次会议的倡议者之一，他围绕最近的热门事件提出了几个问题，分别是：伤医潮开始于何时？我们该怎样认知它？为此应该做些什么？
杨震觉得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现代伤医事件在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并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如今中国的伤医事件不但表现为医患之间的冲突，还逐渐展现出社会政治学方面的特征。
杨震指出伤医事件背后存在两个层面。其一，从源头上来看，离不开一个“钱”字，伤医事件常常发生在城乡无业、失业以及半失业人员当中。其二，医生虽无法让病人在医院真正快乐起来，但能够避免病人在医院处于极度愤怒或者极度绝望的状态。对于这两个问题，近代医院实际上早就予以了关注。
盛京施医院曾发行优待券，以此来回馈社会，涉及赤贫阶层看病的问题；抗战时期，公立医院社会服务部多次举办活动，为贫寒病人募集救济金；历史上存在如何减缓病人痛苦的经验，近代医院有《医院执事祷文》，规定了医院行政人员为不同病人的祈祷方式。历史的经验远不止这些。困扰医院的“三长一短”现象，早在 1953 年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工作》中就得到了解答。如今难以实现的分级诊疗，在 1957 年的北京和上海就已经被规划。1964 年，北大人民医院就已经提出“控药”，引导如何合理使用抗菌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有所提升。如今，医疗机构也有了更多的人文方面的需求。医疗史越来越受到重视，医史协会、院史馆等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杨震尝试从历史当中去发掘新的知识，并且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例如，在教学方面开设了近代医学人文历史学中的本科通识课程，在医院举办了“中国医院历史与医学人文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举办了“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大展”。该展览共展出 500 件实物史料，这些史料涵盖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各个方面，并且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十多年来，杨震由于工作关系始终处于医患危机的最前线。他感慨道：“医学的历史，让我寻得了救赎。”他觉得未来的医学史研究应当走进医院。医院在研究医学史方面具有优势，其对医学的理解更为深刻，并且拥有资金以及史料的支持。同时，医学史的研究也应该面向医务群体。医院应通过对医学史的研究来寻觅医学记忆，回溯医学的渊源，把握其发展脉络，并且从医史中去探寻现时问题的答案。
华东医院与中国老年医学学科发展史
医院史是医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医学史研究者应当了解当下医院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模式。上海华东医院的前身是宏恩医院，它于 1926 年建成。其医院建筑是犹太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早期作品。1950 年，解放军接管后，它成为中央保健基地之一。1951 年，建成了干部医疗保健医院，承担着干部的医疗保健任务。1987 年，华东医院成立了上海市老年医学研究所。它是我国最早的老年医学研究机构之一。
上海华东医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高文教授进行报告，他以华东医院作为例子，展现了中国老年医学的学科发展以及文化建设。老年医学学科起初是从长期照料和收容院开始的，接着发展到把重点放在学科管理、中间照料以及老年康复方面，而如今老年医学更加注重健康促进、老年病急症以及老年病亚专科的诊治。中国的老年医学学科是在 1950 年代起源的，是以干保科为依托的。1980 年代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然而，在此期间，学科并未获得充分的发展。直到 2012 年，国家发布了临床重点学科老年医学科建设的相关内容，自此，中国老年医学学科才正式开始步入发展的轨道。他称，华东医院一直以老年医学为特色。在老年糖尿病足病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老年淋巴瘤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高龄心脏介入治疗方面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未来，还将继续发挥老年医学的优势。
王吉民与《中华医史杂志》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华医史志》编辑部的主任牛亚华，着重对王吉民与中华医学会以及《中华医学杂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
《中华医史杂志》是中华医史学会的会刊，它于 1947 年创刊，王吉民是主要的创办者和撰稿人。在抗战时期，王吉民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努力争取完整地保留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博物馆。牛亚华教授对中华医史学会以及《医史杂志》的创刊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1935 年，中华医学会在广州举办了第三届大会。大会发起成立了医史委员会，推选王吉民担任主席。1937 年，医史委员会改称为中华医史学会。学会的早期会员主要是医药学家和临床医生，同时也包括在华工作的外国传教医师。学会的工作任务中，“发行医史杂志”是一项重要内容。1936 年，医史学会借助《中华医学杂志》出版了第一期医史学专号，这是为杂志创刊做的准备。到 1947 年，《中华医学杂志》一共出版了“医史专号”9 期，并且这些专号被美国医史学会的《医史月报》转载。1946 年冬天，中华医史学年会决议通过要发行《医史杂志》，将其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1947 年 3 月，《医史杂志》开始创刊。在发刊词里，强调了国家的进步与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表明医学史应该是学术史的重要构成部分。1947 年，中华医史学会举办了第二届大会，该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明确规定了中华医史学会的宗旨，即“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并且规定会员不存在分派别之分，也不限定国界。这一时期的医史学会具备兼收并蓄的特点，成为一个学术团体。1949 年的时候，《医史杂志》由于经费方面的问题而停刊了。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中华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有：修改章程，医史杂志复刊，组织经济委员会，设立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1950 年，《医史杂志》得以复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大体上延续了以往的风格，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些时代色彩。1952 年底，《医史杂志》进行了改名，变为《中华医史杂志》。其编辑工作也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来负责。在这一时期，杂志所发表的主要内容受到苏联医学模式的影响较为显著。杂志的栏目主要有：祖国医学史这一栏目；还有苏联医学史这一栏目；以及世界医学史这一栏目；同时还有国际医史界动态这一栏目等。1955 年，国家对出版界进行整顿。规定每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份期刊。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医学会只保留了《中华医学杂志》。而《中华医史杂志》则再次停刊了。1957 年，《中华医史杂志》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名为《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9 年 1 月，《中华医学杂志》和《医学史与保健组织》这两个刊物开始合并。合并后更名为《人民保健》。1961 年，《人民保健》停刊。直到 1980 年，《中华医史杂志》才重新开始复刊。
牛亚华指出，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中华医史杂志》受到了一定影响。然而，编辑与作者依然能够坚守学术的底线，对于人和事都能够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华洋之争与中西汇通：民初上海防疫浪潮中的王吉民
上海东华大学的副教授袁媛进行报告。报告从王吉民早年的经历开始。关注了从 1894 年 5 月香港爆发鼠疫这一事件。到 1911 年上海社会出现恐疫危机。7 月时王吉民受聘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国防疫医院担任院长。1894 年 5 月，香港爆发了鼠疫。此消息传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洋人都非常紧张，如同面临大敌。1910 年 10 月时这种恐惧才开始延缓。租界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于是工部局决定在染疫街区对华人逐屋进行查验。洋人单方面在租界实施强制性的暴力检查，这引发了华人的反抗和暴动。骚乱发生后，华人商会介入进行调解，并且愿意协助洋人的市政当局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让华人民众明白防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提是要修改防疫法令，不能再冒犯华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中国官方认为西方的防疫措施不适合华人，并且还开展了一系列安抚民众的工作，比如派中国医生前来调查，在《申报》上刊登安抚人心的公函。11 月初，华商在商讨设立临时医院的事宜。租界内的华人可以自行设立医院进行检验查看。如果发现有疫情，就留在医院接受医治。然而，这个办法还需要得到洋人工部局的同意。工部局的代表认为鼠疫的传染性非常强，如果不严格实行检疫和防疫措施，将会对中西方人士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觉得华人自行进行查验可能会存在松懈的情况。与此同时，工部局的代表还认为租界已经设有华人隔离医院，并且装备良好，所以没有必要再设立一所类似的医院。华人代表坚持，当港、澳发现鼠疫时，是由华人自行设立医院并进行调治的，这表明华人具备自办医院的能力。经过超过四个小时的商讨后，双方达成一致，将检查鼠疫的工作交给华人自设的医院，由习西医的华人去进行和平调查。在这种背景之下，王吉民被聘请到上海来主持防疫工作。王吉民曾在香港东华医院工作，此东华医院起初是纯中式的，主要以中医治疗方式进行。然而在 1894 年鼠疫爆发之后，才开始引入西医的治疗方式和防疫方式。所以在上海，他所采用的防疫方式仍以西医为主。
袁媛觉得王吉民关注中国古代医学，和当时抗击传染病的大环境有关系。近代西医能力不足，中西医都要应对治疗传染病的问题。王吉民先生早期的文章里，把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方式一一列举出来，还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评价，他这种客观批判传统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新议题、新路径与新方法
历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是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在医学史领域，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需要梳理清楚英美史学界的研究动向，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勇安教授借助谷歌学术的关键词搜索得知，医疗社会史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发展极为迅速。尤其到了 2000 年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学术界，医疗社会史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英国有许多大学都拥有自己的医疗史研究平台和学术团队。
剑桥大学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立了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目前该系已成为医疗社会史和科技史教学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的重镇之一；牛津大学的医学史研究团队主要聚焦于亚洲的疟疾、军事和海军医学史以及全球卫生史；伦敦大学的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注重公共卫生史，尤其关注公共卫生机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有其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特别关注卫生、食品、物质史和动物医学；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领域涵盖医学技术、环境科学以及宠物医学；华威大学专注于手术和解剖医学史、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医学史、社会抗争以及性别医学；格拉斯哥大学专注于医疗社会史研究；杜伦大学关注公共医疗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博弈、医生权威的构建与认同以及医学知识的传播与认同；约克大学注重全球卫生史研究，展开天花清除的历史研究；伯明翰大学更着力于对烧伤医学与英国认同、医学教育、儿童医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有许多医疗史研究机构和平台获得了惠康信托基金会的支持。惠康基金会全力支持学科与观念交叉融合的卫生研究，支持与卫生相关的重要议题，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奖学金资助，还推动图书档案的数字化等项目。
美国方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医疗社会史的开创者，其研究领域涵盖老年痴呆，以及中国的医药、妇女及性别史研究；耶鲁大学医学院历史悠久，对医学观念、实践和机构的关注别具特色；密歇根大学关注移民的卫生防疫，能为美国海关防疫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咨询，并且拥有供研究者使用的大型数据库和文献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获得美国人文基金支持，致力于全球公共卫生历史、公共卫生的政治学以及工业医学研究；哈佛大学注重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和医疗卫生研究；芝加哥大学专注于科学革命、科学演变、精神医学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斯坦福大学在医学图像以及口述史、数字媒体与医疗史的结合等方面有独特之处，并且其拥有的医学类数据库是重要的研究工具。
从英美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趋势总体来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新殖民医学史、冷战医学史、动物医学史以及国际组织与卫生史等新兴研究领域。在研究时，英美学界注重运用大数据，把宏大叙事与中观微观研究相结合，同时关注医疗社会史的全球转向以及进行比较研究。
《钦定格体全录》之“週身血脉图”再考察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张大庆教授首先针对近期热点事件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觉得此事件背后体现出的是社会将医学常识给遗忘了。尤其是在医学现代化发展得极为迅速的当下，一旦忘掉这些常识，就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判断和误解。所以，医学史的研究，不但要面向学术界，还应该面向普通大众，号召大众重新回归常识。
张大庆的报告是因为发现了新材料北大医学图书馆保存的 Thomas Bartholin 的《新编人体解剖学》而产生的。张大庆首先去考证了这本书的来源。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原北医校长鲍鉴清在欧洲访学期间获得了《满洲解剖学》一书，并且从市场上购入了 Dionis 与 Bartholin 的解剖学著作。鲍鉴清回国后，分别对照两个解剖学著作以及康熙《钦定格体全录》，以查看它们之间的翻译关系，之后将此成果发表在《解剖学通报》上。他把《满洲解剖学》的影印本自己留存下来，而把 Dionis 与 Bartholin 的解剖学书送给了北大医学图书馆。张大庆对《週身血脉图》的底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Bartholin 编撰《钦定格体全录》时参考了 Dionis 的《人体解剖学》的内容，同时也参考了 Bartholin《新编人体解剖学》的插图。然而，对照《週身血脉图》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週身血脉图》不但与上述两本书有关，并且其中一些内容还源自更早的 Andre Du Laurens 的《人体解剖图谱》。值得注意的是，《週身血脉图》在原本插图方面有了变化。其一，增加了满族服饰；其二，把西洋人的发型改成了中国人的法相；其三，将性征隐去。张大庆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週身血脉图》与《西医人身骨脉图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钦定格体全录》的书名翻译中，满文和汉文存在哪些区别？张大庆教授指出，西方对《钦定格体全录》的研究数量多于国内。在国内方面，满文版《钦定格体全录》的内容是值得研究的题目，不同版本的《钦定格体全录》也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其流传和影响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题目。
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与方向
当今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开始对医学史予以关注，他们期望能够从历史当中为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寻找到突破的口子。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晞教授对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以及方向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高晞教授的报告首先聚焦于医学史的格局。医学史的格局包含人群、领域和视野。从人群方面来看，在 2003 年之前，中国医学史领域里的主要人群大多是医生，像王吉民、陈邦贤、李经纬等。之后，历史学界开始逐步进入医学史领域，研究人群以及学术背景的改变使得医学史研究的路径发生了转变。从领域方面来看，医学史研究主要还是聚焦在中国医学史上。不过，它已经开始从内史向多学科进行渗透。世界史、性别史、社会史、人类学史、环境史以及海洋史等，都陆续渗透到了医学史的领域当中。从立场方面来看，现有的研究大多是站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上的。这些研究没有把中国医学放到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去思考它的知识结构。也没有在对世界的学科发展进程进行考察时，去考量中国医学的贡献以及它对近代西方医学兴起所起到的影响。回顾历史可知，医学史是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所产生的成果之一。早期的医史研究者都具备一定的西医背景，甚至有的背景还很浓厚。他们以西式的框架和理论来研究传统医学。以王吉民为代表的第一代医学史家能够直接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他们那一代人的视野比我们的更为宽广。
医学史书写和医学知识建构关系密切。西方医学在推广科学观念的过程中，曾借助中国医学来重构医学史框架。例如，波义耳创建其实验科学思想，撰写西方医学思想史专著，探讨实验对于科学实用的意义，并且将视野投向中国与阿拉伯医学历史。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知识体系带进中国，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知识重新书写中国的医学史，这种结构对中国近代学术界和思想史界影响深远。近代中国医史研究者渐渐认识到，调整中医的走向与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的书写紧密相关，中医知识体系若要变革，就必须重新书写医学史。1933 年出版了《中国医学变迁史》。这本书提出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评估中国医学。它还提出要重新书写医学史。这与当今中医院校的教育宗旨是相契合的。
谈及当下的医学史研究，高晞觉得现代医学史研究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医学的医学史”。在这方面，医生和史学家之间没有建立起互动，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与此同时，如今的医学史研究尽管强调在地化和传统特质，然而实际上依然没有走出西方语境，中国医学史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我。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高晞表明，需思考中国医学史研究究竟是以何种中心为基础。若过度强调地方性，可能会陷入中国中心论；而所谓的全球视野，又该从何处着手呢？我们应当运用何种语境来研究中国医学史和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研究是否还要受到西式语境的影响？最后，高晞指出，医学史与医学的距离有多远，医学史家与医生的距离也就有多远。
报告结束后，开始了圆桌讨论环节。与会者分享了关于报告内容的感悟。同时，他们聚焦现实问题，提出了医学史如何为医院服务以及如何建设医学史和多学科合作平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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